时间：2010年7月14日

　　地点：中央美术学院陈曦工作室

　　人物：陈曦（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）

　　文辰（《艺术视野》主编）

　　黄丹麾（《艺术视野》执行主编）

　　整理：尹紫萱、孙墨吟

　　黄丹麾（以下简称黄）：请您谈谈在后现代学术背景下写实主义在当代的状况，包括写实主义的学术地位和市场价值。你最近发表的一系列阐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，比如****国庆阅兵式等。

　　陈曦（以下简称陈）：《中国记忆》系列是以四十年跨度为背景做的，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背景的作品，最近发表的比较多，现在将要完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后的。这批作品用超写实的手法，记录了从我有记忆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大约四十年的历史变迁。并且我有意选择了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重大事件。

　　黄：你的作品没有选择**题材，而是更多的关注****时代。

　　陈：对我个人来说，**是我父母经历的历史，他们会时常提及，可以说影响深远，使那一代人的命运都为之改变。但是我没有感受，我有清晰的记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，巧得正是在两个时代的交接点处。之所以关注邓时代的作品比较多，是因为邓带给中国老百姓很多实际的生活改变，我都听到和感受到了，也是被大家所称道的。所以如果反映这四十年的国家历程，无疑这是个重要的节点，不可避开。以我一直的艺术切入方式，都是必须从亲身感受的、有体会的、有兴趣的事物入手。而不能是道听途说的编造，所以选择介入70年代至今这四十年的主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　　黄：你的作品实际上也是对后历史主义、新历史主义的反思，同时带有对历史的回顾，具有比较沉重、深刻的历史符号。你把社会主旋律、重要事件、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，包括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等主题融入到视觉图像当中，所以这个视觉图像和中国历史密切相关，就像你说的，这四十年带有重塑性，要重新反思这段历史，用当下的眼光来重构一个历史的画卷。所以这批作品比一般的题材更具有震撼力。你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这方面的苗头了，比如“天安门”系列作品，因为天安门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，而你的作品是通过历史再造，引起当下的人文精神对历史事件的反应。我感觉从题材上讲，更加具有历史的厚度、广度和深度，又有了一个新的推进。请谈一下你的艺术作品的市场走向怎么样？

　　陈：我认为市场永远处在艺术的后滞的状态，其实我的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有人开始关注和感兴趣，但要说市场有多好那不是，现在倒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类作品感兴趣了。在当年的情况是，喜欢的就特别热衷，不喜欢的就觉得人物形象太过丑陋，色彩太刺激、不和谐。

　　黄：我看你在媒体上发表的几张作品都是2008年左右创作的。

　　陈：那部分画的是前20年的事件，后20年的还有超女、非典、911等等这些事件。一直到60周年大庆。还包括奥运会，股市、神州五号，这些都是后面20年里发生的事。

　　黄：你为什么会选择重大历史题材？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　　陈：我觉得刚才你一上来就说到了我创作中一个很本质的特点，你发现我以前不论是钟情于表现主义的大场面（那种好像很散漫的市井生活场景），还是现在有意选择的重大事件的深入表达，实际上有一个主线是一直没变的，就是对宏大视野的追求，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关注。比如我们与生存环境的关系、民众和国家，甚至地球面临的问题等等，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点。而相对于个人小情绪的抒发则没有太多兴趣，这是我创作中的一个长期的倾向。

　　黄：因为历史题材本身就有一个经典性。

　　陈：记忆中从小我就不怎么在意个人的小恩怨、小情绪。什么都要大的，有劲儿的。当然，实际在作品里面，无疑会有个人情感的暗藏，也肯定会有个人态度的倾斜。只是我总喜欢像一个旁观者，或者说希望自己更像是一个能超然于俗市的观察家一样，去捕捉那些个不寻常的事件。

　　黄：艺术家、评论家、收藏家等包括海外艺术界，对你的作品的态度、反响如何？

　　陈：十几年前画表现主义的时候，还是有一些正统派、学院派不是很肯定这些作品。

　　黄：后来好像包括全国美展你都不怎么参加了。

　　陈：我自己总结过：我的东西十次有九次是被官方的展览拒绝的，但是有一次被选上了就会获奖。以前获过两个奖都是这样，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《首届中国油画双年展》，还有一次是中国油画学会举办的《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》。除了这两次，其它官方举办的全国美展，基本上是落选。

　　黄：因为他们的文化尺度和你创作的态度不相合。

　　陈：从学院派的角度可能在当时看起来比较“另类”吧，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否前卫，也没有追求前卫，只是意识到好像跟别人的类型都不一样，比较个人化。最开始我也会因为落选的事情郁闷一两天，后来渐渐的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也就不会为此而烦恼了。

　　黄：后来的展览体制也和之前官方包办的方式发生了变化。实际上比较早的还是广州双年展和三年展，后来半官方的、独立策展的展览也开始出现。

　　陈：半官方、地下现在逐渐变成一股重要力量。后来注意到，我的东西更多的是被当代这部分所接纳了。

　　黄：现在当代艺术逐渐变成一股重要力量，很多当代艺术家走进美院，你也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。那你作品的前卫性或者超前性、非主流性、批判性是不是减弱了呢？

　　陈：看怎么说，如果是从画面的表象来看，相对于以前作品中喧嚣躁动的情绪，夸张的形象而言，现在的作品看上去更庄重、沉稳了，甚至可以说更好看了。而它透出的深层情绪，已经摆脱了之前喊口号式的模式，可以使大家静下来看和想，可以引伸出很多问题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的延伸，应该是具有更深沉的力量了，而我觉得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是必然的。

　　黄：你对观念摄影、多媒体艺术，利用影视符号来创作的方式，有什么看法？

　　陈：我有一个优点就是，对各种新生事物从来都抱着肯定的态度去了解，去看，去试图进入。但不意味着我会选择跟风，我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。刚才你说的那些方式可以使我的思路更开阔，艺术的巨大变化在不断的给我新的启示，给我今后的艺术方式带来了很多变化的可能性。

　　黄：你的观念虽然很新颖的，很包容，但仍选择用架上绘画这种视觉图像语言来诠释当下的流行符号、历史符号或者是重大历史事件。你选择将个人视觉经验落实到艺术上，和影像艺术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是为了避开这些艺术潮流么？

　　陈：倒不是有意避开什么。而只是觉得作为我自身，不太可能突然毫无根据的跨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创作领域，这种转换需要过程。其实我一直在变化，只是让自己的变化来得比较踏实自然。虽然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处在架上绘画的领域，但已经在思想上做好了更大变化的准备，也许这一系列作品会延伸出别的艺术形式。

　　黄：我们用写实来界定你的画风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你认为，你超写实作品的立足点、生长点、个性特征在哪？

　　陈：在之前的《皇后的新装》系列，创作方式和这一系列是差不多的，在前期会有很多拍摄的工作，有很多资料的准备，真实和非真实碰撞之后，构成了非常荒诞的画面。风格问题，我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去想太多。倒是更关注于表达主题的选择，尤其考虑用什么样方式才能够使这一主题最大程度的凸显，从而得到最好的效果。您刚才将我现在的作品定位为“观念写实”，在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词来总结之前，这个词倒是可以表达我近期绘画的状态的。相对于画面的肌理、笔触以及绘画手法产生的愉悦感及观赏性而言，我在这个阶段可能更感兴趣图像所传达出来的深层意境。这些作品，为了凸显某个情景图像，已尽量消解了画面中个性绘画语言所带出的表面的华丽，把情绪的笔触深藏不露，传统架上绘画中所追求到的技法美感，在我的这些作品中都所剩无几了。却可以使得观众完全的被图像所传达的情景所吸引，以至于回忆并感慨自己的过往时光。

　　黄：就是说，技术和风格不是你首要追求的，更多的是对文化主题和观念的关注，或者寻求一段历史记忆。我认为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大的哲学美学走向的反应，就是对绘画技巧和风格的消解，它更多的关注于文化、哲学、历史事件。后现代主义是对传统文化的超越，但是它不排斥，而是借用某种传统符号。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受到波普艺术、超现实主义、抽象主义、波普玩世的影响？

　　陈：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。都了解一些，不过我对那些波普、玩世的艺术不太感兴趣，那不适合我。可能是因为自身的个性所呈现的气质是很积极的，且凝聚了很大的热情的。我的艺术，还是在按自己的逻辑演变着，对于当下的热门风格并没有太多的研究。技术无疑是重要的，它决定了你的作品品质。但前提是要为主题服务。风格吗人人追求不懈，但不是一日能成的，也不是自己说有就是的。我将用一生来完成它。

　　黄：今后架上绘画肯定还要继续发展，借鉴和吸纳不同领域的各种因素。那么，你如何看待它的未来？它今后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？

　　陈：我觉得，架上绘画肯定会始终保留它的一块阵地，而且会有很稳固的追随者。但是，从今天艺术发展的整个局面来看，架上绘画作为当代艺术的一支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作为一个先锋的位置存在。

　　黄：但是，现在包括行为艺术、装置艺术、多媒体艺术等等的后现代艺术，也和架上绘画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它走向了相对的庸俗和相对的司空见惯，观众对此逐渐产生视觉疲劳，兴趣也在减弱。于是它也不断地被淘汰，只留下几位经典和有代表性的艺术家。所以我感觉，架上绘画要发展，一方面不能排斥其他领域，就像你对影像对电视的借鉴，另一方面保持自身对这种视觉图像的形象化，它还是有优势的。我提倡后写实绘画，也是考虑到它有一个具象、视觉的图式，包括色彩、构图，大众对这种绘画性还是发自内心的感兴趣。

　　陈：你说这是事实，大众肯定永远是喜欢绘画的。

　　黄：所以我们在当下的背景下，提倡后写实主义，提倡观念写实。我认为对当代艺术也是一个批判和回归，但是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，它要吸收其它领域的最新信息，将其作为一个素材或创作母题。大众对艺术市场的参与和对艺术的观照有他自己的视觉判断，这也是我认为架上绘画永远不会消亡的原因。

　　陈：那是肯定的。

　　黄：但是对于一些架下的东西，我感觉更麻烦了，它恐怕更微妙。

　　陈：架下的总体趋势是会跟着科技的进步往前走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它只能在这个点找出路。从今天来讲，科技的发展如此迅猛，还能够为架下艺术提供一定的空间。但是它作为一个先锋性、实验性的艺术，能否完全代表艺术的责任和作用，今后的争论也一定很多。

　　黄：我觉得学院最珍贵的就是它的包容性和他保护个体的探索性。

　　陈：我认为学院不应该是一个“僵化”“落后”的代名词，不应该是“保守”的代名词。从我们学校来讲，其实很多老师都在现在的当代艺术圈子里面非常活跃，也不乏成功的例子。但是，他们都还不能够代表一个学院的整体形象，都只能算是存在于学院的异类罢了。

　　黄：因为现在艺术的形式和理念越来越多元了，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流。以前我们认为表现主义、抽象主义这些都是进不了学院的，但之后这种教学也变得更加多元。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成果，起码它让大家感觉到不存在一种风格是绝对的至上主义。

　　陈：你从现在美院的学生作品上就能感觉到巨大的变化。其实这些年轻人都很清醒，很明白，他们知道现在外面都发生了什么。

　　黄：我看你的作品也是融合了观念摄影、影视、电视，包括新闻联播。

　　陈：主要是通过电视这一媒介。因为我选择的都是当年的电视机，所以收集了很多老电视。前期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充分。

　　黄：为什么选择用电视机作为你的载体。

　　陈：首先，我认为电视机是这四十年里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大众媒介，它让每一个老百姓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。虽然可能现在它的作用减弱了，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年中，电视机无疑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存在。

　　黄：现在手机、电脑也在逐渐发展。

　　陈：这当然是以后的改变，但是这些所有的开头都是因为有了电视，因为它第一次有了图像，传播速度也非常快，每天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新闻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你写字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看纸张书籍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因为有很多事通过电视图像就能知道。它影响到大家的节奏都开始变快，也把世界缩小。

　　黄：你最近的一系列作品中对曾经历史事件的追记，其实也是对时空的颠覆。我们所说的超现实和新写实、后写实，也是通过丰富时空感来创作作品的。

　　陈：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，就是对媒体权威的质疑。这是我作品试图传达的另一个点，画面里直冲观者视线的巨大的电视机，象征着媒体的霸权。重新审视它反映的“事实”是不是真实的，我呈现的这个记忆的“真实”，可能多少年以后再回头看，就会明白它的真实性，以及它背后的真相。

　　黄：那你想好下一个艺术载体了么？

　　陈：我现在脑子里正在考虑这件事，而且我在明年这一系列个展中准备呈现一个实物的部分，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，可能要走出架上，利用收藏的电视机实物作一个装置作品，至于之后我会将兴趣落在哪，现在还在选择中。接下来是不是还用电视机做媒介，也还没确定。可以确定的是绘画的情结还未了，而其他的游戏方式也很期待。一段未知的旅程即将开始，不设定目标，想看看命运会把我指引向何处。